信心怎么来？我们要看到民间的正能量，要看到街头巷尾的快递小哥、清洁工人，要看到倒卧于诊室的医生护士，要看到财新的记者坚守疫区、奔忙于病房间，要看到不朽的吹哨人和手机端点亮的蜡烛......甚至平时那么讨人厌的居委会大妈的挺身而出，还有那些中国最优秀的医护人员、最好的医疗和民用物资快速汇集武汉、湖北，全世界华人一夜之间自发动员起来，十四亿人都汇集在这防疫抗疫的滚滚洪流中，正气在民间，希望就在身边。
这种政府部门+企业部门+专业机构伙伴式结合在一起的创新机制，很可能实现1+1+1≥3的绩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而政府仅需投入有限的财力，就能形成乘数和放大效应，办成许多事情。与基本养老缴费率的下降相关，真正关键的改革措施是于缴费统归税务机关代收后，乘势在全国实现全社会统筹基本养老金资金池，从而提高这个蓄水池的互济、共济功能，然后再根据情况精算决定标准缴费率的降幅。
财政政策的提质增效和结构调整，最终也会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层面。2020年的经济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季度后的经济表现。有一定的资本充足率，银行商业性信贷就会更积极地为这些项目做融资配套，从而会体现出财政政策的放大效应。目前，看不出人民币汇率下调的行政力量之所在，这也是美国近日已认同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的原因。从房地产业界大的态势来看，2016年930新政之后，一线城市和几十个二线城市的房价，是政府调控中以行政手段硬性打压下来的，三四线城市的成交均价却一直是温和上扬态势，目前如果笼统地从面上来讲，国内房地产价格涨幅波动周期基本上已经在底部，行政性调控手段的空间也已很有限。
这些企业在疫情期间，也面对着贸易摩擦的阻力等情形，应考虑相应的应对战略和布局策略。在继续减税减负方面，具体来看：首先，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应当强调按照原来的方向继续减，降低税率可以考虑争取把三档税率并成两档。从春运高峰的客运业开始，到其他的餐饮业、旅游业、家政服务业、门店式金融服务业等，短期内都是断崖式下滑。
汇率是市场上的一个敏感因素。在当前阶段，总体来看，专项债的落实并不会挤占与民众生活相关的消费或产业升级领域的企业投资空间。当然，具体实施中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努力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这种尖端领域的国际竞争，从历史上来看，举国体制是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的，但现今与过去两弹一星式1.0版的举国体制明显不同，芯片所要求的2.0版的举国体制的支撑力量，是能够形成尖端产品的质量可靠、稳定的批量化可持续供给能力与相关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过程，应该充分激发我国经济的潜力。在已有措施的基础上，今年在具体安排上肯定将有所作为，但具体的量值现在还不明确。
为在战胜疫情的同时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灵活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并应以突出结构优化为要领，调抑升高的消费物价水平。当然，这一阶段面临的困局中，疫情对具体行业的冲击力度并不是等量齐观的，有些行业受到的冲击明显较小，还有一些行业此时更应该尽可能发挥全部产能，如医疗资源的生产行业，这些行业的厂家现在应该开足马力增加供给。地方层面自主考虑辖区内的有效投融资项目，其资金来源实际上首先是涉及地方专项债。在我们必定战胜疫情的前提下，关键在于尽可能减少克服疫情过程中的代价，尽可能使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对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表现为：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的合理结合，一定是要以守正出奇地提供有效供给的机制创新，来解决超常规发展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追赶—赶超问题。当然，这种刺激和扩张，绝不是粗放式地追求总量，而是在坚持优化结构的前提下，提高增长质量，以改革来发挥经济增长的潜力。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便是城市区域和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项目，如中央已强调的老旧小区改造，就是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能发挥相关企业的生产潜力，提升有效供给对市场需求的回应水平，形成更大的市场份额，又能成为相关政府部门在改善民生上形成肯定性政绩的一项具体工作。另外，财政部门在这个领域中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即依靠更加积极创新的政策性融资体系，以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等方式，适当区别对待市场主体，尤其注重给民营、小微企业以融资支持，地方政府也应承担起这方面创新发展的相应责任。
经济增速在一段时间走低之后，一定会迎来反转，即前低之后V型反转为后高。如果把CPI和PPI合在一起，总体来看，今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适当扩张是有操作空间的，尤其是以突出结构优化为操作要领，能够使CPI得到明显平复。
七、疫情对具体行业的影响 疫情对具体行业的影响不一。技术性问题需要技术性手段来解决，商业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借鉴信息时代新的风控经验，以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努力化解这一难题，这也是一种趋势。
为了确保这两个目标的完成，我们在疫情未爆发之前，就提出了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适当加大有效投融资力度的政策建议，主张在更好把握优化结构和机制创新要领的同时，增加一些经济的扩张力度。换言之，宏观政策与财政政策当然要更加积极，但这个积极是以优化结构、促进改革和解放生产力为大前提来衔接短期与中长期的。在疫情发生之前，全国范围内已提前布置地方专项债的筹资，这是执行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体现。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明显对我国经济整体产生阶段性的冲击和影响，年内将表现为前低后高的反转态势。（本文原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6期，整理自贾康先生分别在2月21日万得3C中国财经会议的线上访谈与2月24日北京青年报深一度栏目的专题访谈。在上述刺激措施下，结合为尽快战胜疫情所做的工作，将中长期配套改革对接当下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应关注的政策要领。
所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就此而言是非常明显的：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的合理结合，一定是要以守正出奇地提供有效供给的机制创新，来解决超常规发展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追赶—赶超问题。地方政府应结合自己的财力和区域情况，抓住重点和时机，针对性地有所作为。
对于一些尖端领域的企业，如我国半导体行业的芯片企业，虽然还不能迅速达到第一阵营的领先水平或者马上进入先进行列，但是经过努力，可以运用较好的创新机制，争取较快缩小与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差距。尽管疫情期间企业停工停产，受到影响和损害，但考虑到疫情拐点不会太久便将到来，企业管理者还是应该提前作好准备，迎接将转好的市场经济预期，提前部署生产经营活动的恢复，努力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企业家在一定权衡之下，在积极防范风险的同时努力做好复工的安排，是可行的。吴园林博士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特此感谢。
疫情对房地产走势的影响不能笼统而论，这取决于房地产所在的城市、区位等因素。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建设、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等配套措施，以及减少行政收费的改革等，都是降低企业负担中大有可为之处。现在政策允许大量中小微企业缓交五险一金，不过这应只是阶段性的权宜之计。然而，从整个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疫情影响是阶段性的，且这一阶段并不会持久。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说民营企业是自己人之后，在最高的政策层面已经打开了消除歧视性的政治正确新局面，但具体操作措施应遵守市场规律，如何在政治正确基础上解决好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融资风控环节过得去的技术性问题，是银行业服务转型的一大难题。今年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在这样一个区间运行。
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占据我国市场上企业总数中的绝大多数，过去长期解决不了这方面的问题，虽然有过去银行金融机构的歧视性考虑，但这方面也的确存在风险控制的难题。至于疫情对全年GDP的影响，很难精确预测具体量化指标，如GDP因此而下调的具体百分比。
五、疫情对房地产走势的影响 中国房地产业的基本情况，是市场早已分化，大板块上呈现冰火两重天的特点。应积极采用一些好的机制来实现任务目标，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也就是英文简称为PPP的模式。
这一过程如果一年不能完成，可以按两年、三年分步来推进。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在市场机制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来说是以贬值倾向为主的，但前一段时间总体上已相对稳定。疫情对专项债、房地产走势以及其他具体行业的影响，都需要具体分析认识。二、第二季度后刺激措施的发力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之年。
这种政府部门+企业部门+专业机构伙伴式结合在一起的创新机制，很可能实现1+1+1≥3的绩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而政府仅需投入有限的财力，就能形成乘数和放大效应，办成许多事情。与基本养老缴费率的下降相关，真正关键的改革措施是于缴费统归税务机关代收后，乘势在全国实现全社会统筹基本养老金资金池，从而提高这个蓄水池的互济、共济功能，然后再根据情况精算决定标准缴费率的降幅。
财政政策的提质增效和结构调整，最终也会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层面。2020年的经济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季度后的经济表现。
有一定的资本充足率，银行商业性信贷就会更积极地为这些项目做融资配套，从而会体现出财政政策的放大效应。目前，看不出人民币汇率下调的行政力量之所在，这也是美国近日已认同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的原因。